8月26日，對外發布，提出加快實施6大重點行動。

 　　與以往人工智能相關文件相比，此次有何特殊考慮？設置的2027年、2030年、2035年三階段目標，分別釋放了哪些信號？相比其他國家，我國發展“人工智能+”核心優勢有哪些？

 　　圍繞上述問題，周伯文長期開展人工智能國際前沿基礎理論研究、技術創新、人才培養及大規模產業化應用研究，曾獲我國智能科學最高獎“吳文俊人工智能杰出貢獻獎”。劉枝則全程參與的起草。

　　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處于關鍵機遇期

 　　從2015年首次提出要制定“互聯網+”行動計劃，到2025年提出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中國為何會出現這“十年之變”？核心驅動力是什么？

 　　周伯文向從國際上看，2016年以來國際秩序劇烈變動，高技術領域成為國際競爭最前沿的“戰場”，科技創新首先要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

 　　從國內高質量發展角度來看，在產業升級和民生改善的迫切需求下，在數字技術顛覆性發展和創新要素全球流動的背景下，我國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開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并取得系列突破。

 　　在劉枝看來，相比其他有關文件，的突破性在于將AI產業從單點技術突破推向系統性產業生態能力建設，即以場景開放為引擎，以應用繁榮為抓手，以要素協同為根基，以安全治理為護航。

 　　周伯文則認為更加貼合應用，且與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趨勢有較強的結合，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智能形態多元化，模型、智能體、智能終端產品不斷豐富；智能能力高階化，應用領域不斷擴展，創造的價值不斷提升；智能技術體系化，人工智能與其他領域深度融合，像電力一樣成為必不可少的基礎要素。

　　三階段目標構建從壓力到能力再到實力的轉化機制

 　　提出，到2027年，率先實現人工智能與6大重點領域廣泛深度融合，新一代智能終端、智能體等應用普及率超70%，智能經濟核心產業規模快速增長，人工智能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明顯增強，人工智能開放合作體系不斷完善。

 　　到2030年，我國人工智能全面賦能高質量發展，新一代智能終端、智能體等應用普及率超90%，智能經濟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推動技術普惠和成果共享。

 　　到2035年，我國全面步入智能經濟和智能社會發展新階段，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

 　　上述三階段目標傳遞和釋放了哪些信號？在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中，這些階段目標能為我國爭取到怎樣的主動權和發展空間？

 　　劉枝向“上述三個階段的目標立足實際，逐層遞進，本質上構建了一套從壓力到能力再到實力的轉化機制。一方面爭取到了發展時間的主動權，用清晰的里程碑對沖逆全球化的沖擊風險。另一方面爭取到了發展空間的主動權，逐步將純技術轉化為多個產業應用領域的話語權，同時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循環。”劉枝說。

　　首次提出第一、二、三產業全要素智能化轉型發展路徑

 　　劉枝表示，7月3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時已經明確提出“充分發揮我國產業體系完備、市場規模大、應用場景豐富等優勢”。我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500多種工業品中有200多種產量位居全球第一，因此可以形成產業門類齊全、產業鏈條完整、發展層次多樣的豐富的人工智能應用場景。

 　　除此之外，我國還具有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可以強化戰略謀劃和系統布局。并且我國已建立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工程教育體系，可以提供人才基礎保障。

 　　在劉枝看來，提出全要素智能化轉型，即在技術、組織、流程、人才、數據等所有核心要素上都要系統性融合人工智能技術。人工智能通過技術穿透性創新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智能化躍升，重構生產要素配置方式。例如，從微觀層面看，工業機器人通過強化學習自主優化操作路徑，提升制造業人均產出。農業傳感器網絡結合氣候模型，推動土地生產率增長的同時降低用水用地資源消耗。從中觀層面看，產業大腦系統將研發—生產—物流的協同周期大大壓縮。從宏觀層面看，人工智能對全球生產率的增長貢獻度將越來越突出。

　　首次提出“人工智能+”全球合作模式

 　　隨著全球人工智能已從技術探索階段快速邁向規模化應用階段，還首次提出“人工智能+”全球合作模式。在這一發展階段，我國相較其他國家的核心優勢有哪些？

 　　周伯文認為，我國14億人口和完整產業體系構成的超大規模市場，為AI技術提供了全球最復雜、最多樣的試驗場，這種場景反哺技術的閉環，使中國AI模型在特定領域的泛化能力領先。

 　　此外，在數據方面，我國數據生產量位居全球前列，且擁有跨行業數據融合、動態場景數據、合規數據流通的優勢；在產業生態方面，已形成算力基礎設施行業解決方案開源生態構建；在算力方面，通過“東數西算”工程構建全國一體化算力網絡，形成獨特的算力優勢；在國際合作上，我國通過“一帶一路”數字合作與多邊機制參與，正在重塑全球AI治理格局。

 　　因此，我國的核心優勢并非單一要素的領先，而是政策驅動、場景牽引、數據賦能、生態協同的系統性能力。這種能力在“人工智能+”行動的戰略框架下進一步放大，使我國在AI產業化速度、跨行業滲透深度、成本控制能力等方面形成獨特競爭力。未來，隨著“東數西算”工程深化、量子計算突破和開源生態成熟，這種優勢將持續強化，推動中國從應用領跑向技術引領跨越。

　　將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創造性引入科學智能范疇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興起，社會上也再度掀起“新一輪人工智能技術何以影響哲學社會科學乃至何以影響整個人類文明進程”的廣泛討論。

 　　“以人工智能引領科研范式變革，將加速各領域科技創新突破。本質上，AI4S是對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和研究者的全面提升，不僅適用于自然科學，也適用于哲學社會科學。人工智能可以是研究哲學社會科學很好的工具，已經有學者通過與人工智能對話進行哲學思辨。關于人工智能是否應該具有道德，學界有不同觀點：有人認為人工智能要與人類倫理價值觀對齊，也有人認為人工智能應該是沒有價值判斷的純粹工具，才能保證其穩定性和安全性。讓人工智能具有道德可能會比較難實現，如何定義正確的道德本身就是很困難的事。”周伯文說。

　　要加強人工智能普及教育

 　　劉枝告訴另外，普通大眾也將享受工作、學習、醫療等多方位的便捷服務。在工作方面，的發布將促進各類智能助手加速應用，降低工作的強度和風險；在教育方面，的發布將促進教育普惠，支持個性化學習；在生活方面，將推動醫療、康養、文化、旅游等多領域品質的提升。

 　　人工智能對就業、公共服務等的影響已經從未來議題變為當下議題。周伯文建議，要讓人工智能真正“向善”并廣泛惠及民生，首先要正確認識人工智能企業是人工智能應用的直接參與者，有義務促進領域健康發展、惠及民生。

 　　另外，人工智能應用不等于替代人，人工智能的價值不僅是提升效率，更是提升質量。要讓人工智能多做創造新價值和提高民生福祉的工作，例如加速科學研究、提高教育水平、加強社會治理等。還要加強人工智能普及教育，提升每個人應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同時在政策法規方面需要做好引導和限制。